2008年以來，關于現代中央銀行的討論眾說紛紜，市場和公眾對美聯儲等歐美中央銀行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特別是自2020年以來的短短三年時間內，歐美中央銀行先是開啟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而后又實施快速激進加息政策，成為過去50年以來，調整最快、最激烈的一次貨幣政策周期。近年來現代中央銀行的角色和地位幾乎達到巔峰?，F代中央銀行已經從“最后貸款人”的角色轉變為兼顧“最后做市商”等多重角色，并且中央銀行的職權仍在不斷擴張。同時，隨著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中央銀行所兼顧的目標也越來越多，貨幣政策既要調控經濟周期，又要調控金融周期，比如目前美聯儲就不得不在對抗高通脹、防止經濟“硬著陸”和維持金融穩定性之間作出艱難平衡。

過去傳統意義上的中央銀行似乎并不具備如此重要的影響力，現代中央銀行是如何演變成如今的地位和功能？《信心的博弈：現代中央銀行與宏觀經濟》一書主要討論中央銀行過去50年來的歷史發展進程，全景式剖析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中央銀行的角色變化，以及引發這一變化背后的邏輯。作者從宏觀調控思想和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演變兩條主線出發，不僅探討了現代中央銀行的重要性以及貨幣政策框架、工具等議題，而且圍繞中國貨幣政策實踐和創新提出富有建設性的建議。

現代中央銀行的重要功能

作者在試圖回答什么是現代中央銀行以及怎樣建設現代中央銀行之前，首先討論了現代中央銀行緣起的歷史背景。早期中央銀行的誕生與現代工業經濟、現代金融的發展密不可分，也與危機相生相伴。概括而言，中央銀行的發展有效促進現代經濟的增長與繁榮，為金融創新提供了監管支撐。特別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現代中央銀行的重要性不斷上升，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關鍵。1979年，保羅·沃爾克擔任美聯儲主席后，在其任期內憑借堅定不移的貨幣政策最終擊敗嚴重的高通脹，從而使美聯儲的地位大幅提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大膽革新貨幣政策框架，迅速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成功“撲滅”美國金融危機的大火，將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的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中央銀行轉變為最終做市商，由中央銀行直接購買國債，從而完全走向財政赤字貨幣化的道路。

作者將現代中央銀行的角色和貨幣政策職能通俗地解釋為信心的博弈，很形象地反映了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的真實寫照。事實表明，無論是美聯儲還是歐洲央行，無一不強調信心的重要性，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控為市場注入流動性，在銀行出現危機時提供資金支持，消除公眾和市場的恐慌情緒。

然而，盡管西方中央銀行的戰績出色，但是從歷史發展來看，西方中央銀行制度弊病較多，亟待加強改革。貨幣主義學派米爾頓·弗里德曼在研究了1929年美國“大蕭條”后認為，糟糕的貨幣政策是造成這場危機的罪魁禍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美聯儲再次重蹈2008年的覆轍，推出更大規模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短期來看，這些政策確實提振了市場信心，扭轉了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的頹勢。但是，作者認為經過多輪量化寬松后，貨幣政策的信號效應和流量效應的作用愈發受限，更為嚴重的是，量化寬松進入容易，退出的難度卻遠超預期。形勢的急劇變化不但超出過去的貨幣政策管理經驗，而且過去屢試不爽的貨幣政策操作也越發受到局限。當前一些學者也對美聯儲“通脹暫時論”和“平均通脹目標制”提出質疑，認為美聯儲所依據的前瞻性指引在某種程度上反應滯后，未能及時修正數據帶來的錯誤預判，導致被迫多次激進加息，并為此付出巨大代價。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知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如果美聯儲試圖應對不存在的滯脹情景，那么衰退就可能真的會到來。

仍須不斷推進中央銀行制度改革

從百年現代中央銀行發展歷史來看，中央銀行的政策有效性和政策實踐的負面效應不斷遭遇各類復雜環境的挑戰，每一次經濟金融危機的出現，都在倒逼中央銀行改革，這既反映了中央銀行的職能不可或缺，又表明改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應是負責任的，否則就會“以鄰為壑”。作者認為，統籌貨幣和信用，做到松緊平衡，要求現代中央銀行首先應當珍惜和用好正常貨幣政策空間。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央行的貨幣政策飽受詬病。為應對金融危機，美聯儲等歐美央行頻繁實施大規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當貨幣泛濫推升通脹后，2022年3月以來更是激進加息。由于在實施貨幣政策的過程中缺乏國際協調，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蕩，最終導致美國硅谷銀行和瑞士信貸銀行危機。

歐美央行雖然在貨幣政策操作、銀行監管等方面不斷推出新的監管工具，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仍然暴露出諸多問題。例如，美國對區域性地方中小銀行不僅缺乏監管覆蓋，而且壓力測試執行不到位，即便能夠發現問題，也未能及時進行風險處置。近期發生的美國銀行業危機更是反映了美聯儲銀行監管能力堪憂，如何發揮中央銀行的監管作用成為新的議題。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宏觀審慎政策被置于重要地位，提出了構建宏觀審慎監管的框架、工具和指標。對此作者表示，宏觀審慎政策也有局限性，實現金融穩定目標需要貨幣政策和微觀審慎政策密切配合。2023年3月以來，歐美國家不約而同地發生局部銀行危機事件，一方面折射出歐美貨幣政策的劇烈調整已產生了嚴重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歐美國家在金融監管方面仍存在短板。作為曾經的明星銀行，硅谷銀行和瑞士信貸銀行皆因經營不善而倒閉，但是這兩家銀行的核心監管指標均滿足常規的監管標準，宏觀審慎管理也沒有太大的漏洞。但不可忽視的是，兩家銀行的經營行為卻很難受到完全監管，硅谷銀行高達九成的存款不受保護，資產和存款客戶風險集中度過高，而瑞士信貸銀行則是在內部控制和經營出現問題，最終導致公眾和市場信心下降，被儲戶和市場拋棄。當前歐美的金融穩定風險是否能得到完全解決仍存在未知數。至少目前來看，美國銀行系統出現的存款“外逃”和信貸萎縮等信號，表明市場和公眾的擔憂并未減少。

加快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建設

作者在書中花了較大篇幅討論貨幣政策的基礎理論，從國際比較的視角分析了主要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特征，其中既有對國際經驗的肯定，也有對其批判和反思。作者認為，正是由于現代中央銀行的重要性，加快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需要回歸到中央銀行的主要目標，發揮其主要職能，即幣值穩定、經濟穩定、金融穩定。

歷史和實踐證明，西方式中央銀行制度的某些創新和經驗雖然具有一定借鑒意義，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中國必須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央銀行制度。隨著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等法規陸續出臺，中央銀行法律制度將更加完備，中央銀行職責、功能和作用將更加明確。

近年來，中國的貨幣政策始終堅持“以我為主”的原則，不搞西方 “大水漫灌”，嚴格執行貨幣政策紀律，維護中央銀行的權威性和聲譽，創造性地推出專項貸款、再貸款以及貨幣政策直達工具。事實證明，中國的貨幣政策不僅“獨樹一幟”，而且明確聚焦中央銀行的目標和職能，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維持匯率穩定均衡，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

作者認為，如何做到不松不緊是央行自誕生之日起就面臨的最大挑戰，并認為應做到“四平衡”，即貨幣政策松與緊的平衡，實與虛的平衡（金融穩定），做與說的平衡（市場溝通、政策傳導），內與外的平衡（匯率雙向波動、幣值穩定）。同時，作者也在書中指出，面對新的形勢變化，迫切需要加強中央銀行制度建設，苦練內功。一方面，進一步健全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框架，堅持“以我為主”并兼顧外部均衡，保持正常的貨幣政策空間，促進金融穩定和防范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加強央行預期管理和市場溝通，積極發揮LPR改革的作用，更多依靠再貸款、窗口指導等結構性工具，減少傳導環節。

縱覽50年來西方現代中央銀行演進史，中央銀行既充當最后貸款人，也充當最終做市商，但是其中的界限仍需要進一步明確，并且注重防范道德風險。中央銀行制度隨著貨幣、經濟和金融形態的發展而不斷演變。比較中外中央銀行發展歷程和經驗教訓，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關鍵在于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立足國情特色，堅持人民的央行這一根本定位，加快完善中央銀行法律制度，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